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经济学及相关学科人才培养需求激增，推动了经济学学科发展。上海作为中国经济规模最大、能级最高的大都市，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阵地。1978-2010年间，上海经济学人发表大量研究成果，为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现行经济学门类划分，本文将介绍上海经济学人在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史学、产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农业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十一个学科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反映这些学科在30多年中的发展。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

上海学者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涉及学科体系、经典理论、经济社会体制与经济增长等方面。

**一、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者对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深入探讨。许耀钧、洪远朋、雍文远等学者强调政治经济学应全面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此外，学者们还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陈其人、蒋学模、伍柏麟等对帝国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进入90年代，上海学者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研究。洪远朋、金伯富主张进行理论创新，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张军强调“道德”在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程恩富探讨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

2000年以来，上海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总结和发展。蒋学模与张晖明合著的《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等内容。洪远朋编写的《通俗<资本论>》影响广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问题作了系统论述。

200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新的研究领域之一。张建新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美国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对经典理论的讨论**

上海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经典理论均有研究，如劳动价值论、流通理论、两重性等，研究对象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海经济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成果较为丰富。蒋学模讨论了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的问题。陈敏之认为住房是商品，不能因为需求大于供给将其排除出商品领域。丁学良、于瑞熹等对抽象劳动的实质进行了探讨。丁平准、杨继良探讨了列宁的经济核算思想。陈其人分析了马克思的“自行扬弃”论与国家资本主义。李慧中探讨了绝对地租和垄断价格的相关见解。洪远朋探索了工业品价格的形成问题。陈其人对马克思“发达国家货币相对价值较低”的理论进行了探源。胡寄窗讨论了关于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错误公式。雍同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完全能够容纳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周建平、陈其人等对“危机理论”进行了研究。

90年代，上海学者对经典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更是全面开花。胡代光评述了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的研究。陈敏之指出，孙冶方同志对“商品”的论述有矛盾之处。李家镐论述了张闻天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相关观点。蒋学模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鞠立新探讨了列宁的晚期思想。赵晓雷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夏禹龙认为，国家在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地区发展战略的同时，应从各方面，特别是物质上，对贫困地区给予有力的支持。谈敏指出，几乎所有重要的重农主义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中国思想的印记。胡寄窗也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重农学派有重要影响。

进入新世纪，部分研究回归到马克思经济学、资本论等理论。例如，谈敏从四个阶段系统论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三、经济社会体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社会体制也进入变革期，增长与改革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门，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研究并重的特点。

80年代，上海学者关于体制的研究与讨论还较为保守，多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集体经济、国家职能等方面。吴贤忠、陈伯庚反驳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对社会主义经济不起作用”的观点。章恒忠指出，要保证集体经济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以及商品等价交换权，逐步缩小剪刀差。王爱珠深入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几个问题。蒋学模指出，不论是绝对贫穷化还是相对贫穷化，都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和当前实际开展研究。杨宜树重新审视了劳动力商品的成因。张军则讨论了制度创新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90年代，上海学者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关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

经济改革方面。袁恩桢、顾光青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要健康发展，需走出片面市场化倾向、片面的经济刺激导向、片面的生产力导向，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与特殊等误区。蒋学模认为，在宏观管理上，中国经济改革计划要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微观管理上则要深化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张军则指出，经济改革只有不断消除计划体制的经济扭曲才算走向了成功。华民、杨桓兴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最终决定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周振华认为，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包括改革目标动态化、改革选择弹性化和制度交易不完全合同化。

所有制研究方面。朱东平论述了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合理性。华民则从主体结构、产权结构、决策结构分析了混合经济体制。冯金华指出，应在法律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贯彻“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

企业改革方面。周振华讨论了关于国营企业与非国营企业发展的认识偏差。徐宝庆探讨了经济货币化关系下的国有资产产权营运模式。姜纬指出，“中层合谋”表现为企业和个人侵蚀国有资产，以及无人维护国有资产的利益。陆铭、陈钊建议，政府可以通过再就业中心的模式，将企业对下岗职工的负担“固定化”。韦森则认为，在生产者联合体中，有一种成员竞相偷懒的潜势。此外，张军在本时期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企业改革的文章。

新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模型，焕发了新的活力。增长与改革的研究继续深化，城乡二元结构、财政分权等问题成为热点。张军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建立了一个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分析框架。杨俊一则从企业入手，分析了企业制度变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要素变迁的影响。德怀特帕金斯、杭行认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不断增加，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张晖明指出，应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的作用。高帆讨论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程名望等认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就地解决”。陈钊、陆铭指出，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定权，是城乡分割政策的制度背景。袁志刚、解栋栋认为，协调再配置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本是统筹城乡发展、开拓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动力机。汪立鑫等构建了城市政府户籍限制政策的一个解释模型。

研究地方与中央政府间财政分权也是新的方向。丁菊红、邓可斌认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使改革朝有利的方向前进。李猛、沈坤荣则指出，可通过加大对官员腐败的打击力度，规范地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从根本上减轻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的冲击。

此外，关于中国发展中的现状问题，上海学者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左学金、胡苏云建议，进一步引进市场机制，提高医疗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强化政府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向弱势人群提供最后的保险功能。洪远朋等从理论、因素、轨迹、对策等四个维度，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利益关系。

**第二节 微观经济学**

上海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对企业改革的摸索，90年代主要是对市场化转型研究，2000年后，微观经济研究中实证方法广泛使用，对改革中各种问题的分析逐渐走向深入。

**一、企业改革**

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遗留仍在，企业改革尚在摸索之中，企业问题自然成为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80年代初期，上海关于企业改革的研究与当时的实践有更直接的联系。例如，随着当时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试行，统收统支变为利润留成，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但1980年企业的增长率却低于1979年。朱岩和曹毅峰认为，原因在于利润留成办法在操作上存在缺陷，导致试点企业间的利润留成额不均衡。罗整风进一步论证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缺陷，即没有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不利于发挥企业破产制度，仍保留有环比考核企业的痕迹。蔡江南、符钢战、沈晗耀、林绥则通过对上海企业的调查，分析了企业劳动力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对策思路。史正富分析了产业组织由独立的企业向现代公司演化的过程，涉及一系列对产权制度改革有意义的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国有企业之外的其他所有制企业。例如，周为尧认为，受到国家管理经营活动的个体经济符合社会主义需要，城镇个体经济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孙海鸣从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两方面分析了乡村生产要素流向非农产业，且主要流向工业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生产要素在农村集聚形成乡镇工业的原因和乡镇工业存在的合理性。

80年代中后期，企业研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目标与性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之一。罗首初和潘振民提出，国有企业在改革前的集中管理体制以追求既定产出下要素投入极大化为目标，放松管制后则以既定劳动投入下实现劳动者收入增长为目标。潘振民、罗首初和华民通过针对上述两种企业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认为放松管制能够使国有企业在要素利用率、生产要素配置、创新、宏观效应等方面表现较优。陶友之、顾存伟和王捷则提供了相关的经验证据。

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企业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对企业改革的研究成为重点热点问题。陆德明认为，市场作为一种高效配置资源的方式，是解决当时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张军则较早从产权角度分析企业与企业改革，分析了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所有制基础对企业效率和长远发展目标的影响，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含义，提出一种更好体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企业制度假说，即社团制度。

这一时期的微观经济学研究，体现出承前启后的特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仍被大量使用，但东欧学者的经济学理论也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以新古典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开始成为一种分析工具，不再只是批判的对象。

90年代，由于城市的企业改革依然处于不断探索推进的阶段，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历史性负担是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因此冗员问题及国有企业可能的改革方向，始终是90年代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黄文灼对国有企业的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计，提出应将劳动的目标边际生产率作为判断剩余劳动的标准。符钢战认为，劳动力供给的市场化趋势是必然的，由此也将带来劳动组织的变革。胡汝银则认为，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根源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劳动者积极性不足。陆铭和陈钊借助效率工资模型，认为国有企业必须为下岗职工支付工资，且受到政府对下岗职工规模和工资差距的限制，因而降低了效率。他们提出，转轨时期要提高内部劳动力市场运作效率，逐渐实现就业体制市场化的过渡性改革。

产业组织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也开始用于分析国有企业的效率特征及其改革方向。张军提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源于政府不能退出与企业的隐性合约关系。姜纬研究了在利改税、承包责任制、股份制下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人问题，发现代理人侵蚀国有财产满足个人利益总是符合个人的理性行为，而产权模糊是问题的根源。文章提出，除了企业的股份化，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如发达的资本市场、高度流动的管理和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的兼并破产制度。费方域则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了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通过阐释内部人控制现象和问题，并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作者分析了多种防范内部人控制机制的优劣和运作条件，指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治理结构还处于探索阶段。

周振华专门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共同发展的关系，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要以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依托。朱东平则通过双寡头古诺模型，比较了混合所有制与完全私有制下的社会剩余，认为由于政府关心整个社会的利益，国有企业的存在能起到私有企业所没有的调节作用，混合所有制下的社会福利也将更大。华民从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了混合经济体制下，微观产业组织的政府管制和宏观经济活动、国家调节，认为在该模式下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

90年代中后期，企业层面的研究也开始深入到工业企业或制造业企业，实证的色彩越来越明显。例如，殷醒民利用1988-1990年中国制造业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利润率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上升。在另一项研究中，殷醒民发现，中国的间接融资机制和直接融资机制均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中国制造业资金主要流向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为此，他提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要以支持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

2000年以后，现代经济学方法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工具，研究对象延续着现实问题的导向，企业仍是研究的重点之一，相关的内容主要涉及企业绩效与效率，以及企业改革的方向。张军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部门利润率的变动，认为1989年以前国有部门利润率下降是整体性的，主要是大量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加剧了竞争，降低了国有部门的盈利能力。1989年以后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动是结构性的，国有亏损企业的大幅增加是导致国有部门